集古 约同归

　　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、宋之问、陈子昂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，宫体诗充斥诗坛，文风绮靡纤弱。沈佺期、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，驰名一时，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（“横驰翰墨场”），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。

　　元好问认为，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，高倡汉魏风骨，上接建安传统，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，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，迎来了以“风骨”、“气象”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。他的“兴寄”、“风骨”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。因此，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，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，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，以表其功。

　　抒情诗多是缘情之作，在唐人孟棨（qǐ）的《本事诗·情感第一》中，详细描述了崔护《题都城南庄》的传奇故事。诗人崔护，进士不第。清明日独游城南，来到一处花木掩映的庄院，但见花木丛萃，寂寂无人，扣门久之，有一妙龄女子自门隙窥之，崔护“酒渴求饮”，女子赠以杯水，“开门设床命坐，独倚小桃斜柯伫立，而意属殊厚”，妖姿媚态，绰有余妍。崔以言挑之，女子不以言对而目注者久之。“崔辞去，送至门，如不胜情而入”。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，情不可抑，径往寻之，旧地重游，门墙如故，大门紧锁。崔护失望之余，题诗于左扉曰： 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？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

　　显然，元好问这首《杨柳》隐括着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诗中故事。“杨柳青青沟水流”，在桃红柳绿的春天，沟边杨柳青青，沟边流水汩汩，杨柳傍着野外沟渠而生，自是郊野之景。“莺儿调舌弄娇柔”，这里绿柳成行，柳丛中黄莺呖呖啼转，好似与诗人相识一般，有意在调转着它那如簧巧舌、逞弄着美妙娇柔的歌喉。

　　在这春天的郊野大自然里，与诗人似曾相识的何止莺儿，作为当年故事的见证物桃花，对旧地重游的昔日题诗客可记得很清楚，“桃花记得题诗客”，“记得”二字仍这首《杨柳》诗的“诗眼”，它把大家从时间的隧道中带到一个令人难忘的一幕：一个极偶然的机会，与一位面若桃花的女子相遇，却又失之交臂。那女子脉脉含情地“斜倚小桃柯伫立”，可时不待人，机不再来，人面桃花不知何处去了，门上题诗又有何用！ “斜倚春风笑不休”，是直接从崔护的“桃花依旧笑春风”中脱化而出的，只是情绪、意蕴更显深沉了。诗人在借此感叹世上有多少崔护式的题诗客，连通晓世情的桃花也感到这些人太可笑了，每当年复一年的前来寻找自己那遗落的青春梦想时，不由得“斜倚春风笑不休”了。

　　元好问这首诗的意蕴与崔护《题都城南庄》完全一样，只是诗中描写的主角换了，崔护的诗突现在面前的是一位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女子，而元好问的《杨柳》让大家看到的却是男主角“题诗客”，这样的变换显然在表明今日的题诗客已不同于唐代的崔护，他更多地在思考人生，有更多的觉醒与自责，因而在心灵深处也就有了一种更深沉的终生遗恨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这是一首借酒浇愁感慨激愤的小词，盖作于金源灭亡前后。当时，元好问作为金源孤臣孽子，鼎镬馀生，栖迟零落，满腹悲愤，无以自吐，不得不借酒浇愁，在醉乡中求得片刻排解。这首词就是在这种背景和心境下产生的。

　　词的上片四句，表述了两层意思。前两句以议论起笔，为一层，是说只近浮名而不饮酒，也未必有其成就。“浮名”即虚名，多指功名荣禄。元好问在金亡前后，忧国忧民，悲愤填膺，既无力挽狂澜于既倒，乃尽弃“浮名”，沉湎面于醉乡。其《饮酒诗》说：“去古日已远，百伪无一真。独馀醉乡地，中有羲皇淳。圣教难为功，乃见酒力神。”《后饮酒》诗又说：“酒中有胜地，名流所同归。人若不解饮，俗病从何医”，因而称酒为“天生至神物”。此词上片第二层意思，便是对酒的功效的赞颂：“三杯渐觉纷华远，一斗都浇块磊平。”“纷华”，指世俗红尘。词人说，三杯之后，便觉远离尘世。然后再用“一斗”句递进一层，强表现酒的作用和自己对酒的需要。“块磊”，指郁结于胸中的悲愤、愁闷。词人说，用这种特大的酒杯盛酒，全部“浇”入胸中，才能使胸中的郁愤平复，也就是说，在大醉之后，才能暂时忘忧，而求得解脱。词人就是要在这种“醒复醉，醉还醒”即不断浇着酒的情况下，才能在那个世上生存。“灵均”以下三句，将屈原对比，就醉与醒，饮与不饮立意，从而将满腹悲愤，更转深一层。“灵均”即屈原；“憔悴”、“可怜”，暗扣上片“且看”句意。《楚辞。渔父》说，“屈原既放，游于江潭，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”。但屈原却不去饮酒，仍是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。以其独醒，悲愤太深，以致憔悴可怜。这里词人对屈原显然也是同情的，但对其虽独醒而无成，反而落得憔悴可怜，则略有薄责之意。

　　因而对其《离骚》，尽管“读杀”，也总觉得全然无味了。“浑无味”，并非真的指斥《离骚》无味，而是因其太清醒、太悲愤，在词人极其悲痛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作品读来只能引起更大的悲愤；而词人的目的，不是借《离骚》以寄悲愤，而是要从悲愤中解脱出来，这个目的，是“读杀”《离骚》也不能达到的。“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！”所以只有饮酒了（像阮步兵那样）。以“好个诗家”独赞阮步兵，显然，词人在屈阮对比亦即醒醉对比之中，决然选中了后者，词人也走了阮步兵的道路。

　　元太宗十一年（1239），元好问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秀容（今山西沂县）。其时金朝已亡，生母张氏已久故，“外家”人物零落殆尽。《人月圆》小令即作于此时。

　　同题的第一首：“重冈已隔红尘断，村落更年丰。移居要就，窗中远岫，舍后长松。十年种木，一年种谷，都付儿童。老夫惟有，醒来明月，醉后清风。”表达了“卜居”东园后屏隔红尘、醉度余生的感受。诗人显然还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，又像是什么都说不出来。于是一连串寓意深沉的典故，便替代了作者的自白，成为这第二首曲子的特殊的景观。

　　先看一、二句。“玄都观里桃千树”，注释中已说过，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成句。刘禹锡于元和十年（815）春，由朗州贬所召回京城，见京城人争相去玄都观赏花，所谓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”，于是写了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诗。“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”，正是他离京十年、旧地重回的感受。十四年后刘禹锡再度回到京城重游玄都观，此时已是“百亩中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”（《再游玄都观》）了。元好问将自己二十余年才得重返的家乡秀容，比作刘禹锡所契阔的玄都观，借用的虽是刘诗的原句，“花落水空流”的景象却是惨痛百倍了。

　　“清泾浊渭，去马来牛”用杜诗，杜诗原意是写大雨滂沱中河水的印象，“去马来牛”化用《庄子·秋水》“泾流之大，两涘渚崖之间，不辨牛马”之意。作者将其从杜诗中游离出来，便与原解无关，而纯粹带上了世事纷纭、是非扰杂的象征意义。江山易主，故里非昔，对于“红尘”中的时世，“莫问”二字含有多少隐痛啊！

　　六、七二句的“谢公”、“羊昙”，是联为一义的典故。史载谢安晚年受到司马道子的排挤，离开京城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，出镇广陵。太元十年（385），谢安扶病还京，经过西州门，对左右说：“吾病殆不起乎！”不久果然病逝。他的外甥羊昙素受谢安恩重，从此悲戚辍乐，不忍心再行经西州门。后来因为喝醉了酒，误入这一禁区，发现时已经过晚。他日诵曹植《箜篌引》的诗句，恸哭而去。元好问既以谢安的“扶病”借喻自己重回故园的衰残，又以羊昙的“挥涕”来代表自己对外家人物殁亡的哀悼，所谓“一醉都休”，不过是强行自我麻醉而已。

　　至于末二句的“生存华屋，零落山丘”，则正是羊昙所诵曹植诗句的内容。这是对“一醉都休”的事实上的否定。“生存”与“卜居”又建立了想象间的联系，也就是所谓“扣题”。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见到这首不长的小令，全篇蕴涵着作者极为丰富的述意：刘郎去后重来，犹见“玄都观里桃千树”，而如今连片花也没有，说明诗人所重见的故乡，面目全非；“清泾浊渭，去马来牛”，非不可辨，作者却“凭君莫问”，不愿意再细详世事，显示了国变之后的万念俱灰；羊昙恸哭谢安的存殁深情，作者宁可付之醉忘，反映了“旧家人物今谁在”（作者《东园晚眺》句）的严酷事实；而“生存华屋处，零落归山丘”引曹植诗句，作为古今至理，则是对人生有限、世事无常的深沉慨叹。全曲通过一系列典故和前人成句的化用，表现了国破家亡的沧桑巨痛，及“卜居外家东园”而苟延残生的沉重心情。

　　这首小令典重蕴深，带有较重的词味。这一来是因为“人月圆”本属词牌，后因合于北曲宫调的缘故才转为小曲；二来是由于散曲初创时期，词、曲界限并无明显分野。日后的散曲也用典故或引前人诗句，但援例和用意都要显豁得多。

　　这首诗是对求奇追险诗风及其流弊的批评。苏轼、黄庭坚是北宋影响巨大的著名诗人，两人的诗歌都有很高的成就。苏轼的诗歌气象宏阔，铺叙宛转，意境恣逸，笔力矫健，常富理趣，但苏诗散文化、议论化倾向明显。苏轼有满腹才学，难免在诗中卖弄，以出新意。黄庭坚作诗则力求新奇，选材僻熟就生，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，造拗句，押险韵，做硬语，诗风生新瘦硬峭拔，善于出奇制胜。他所用“夺胎换骨”、“点石成金”增加了“以才学为诗”的倾向。

　　苏、黄两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，对传统有所发展变化，取得了卓著的成绩，因此元好问承认了他们在诗歌上的成就“只知诗到苏黄尽”和影响力（“一波才动万波随”）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苏黄的后学者却往往没有苏黄的才力，未得其长，先得其短，容易出现一味崇尚奇险、堆砌生典、搜罗怪异形象，语言生硬晦涩、词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（“奇外无奇更出奇”）。元好问批评了苏、黄诗歌缺点所造成的不良风气，同时，这也反映了元好问崇尚自然、雅正，反对险怪、雕琢的诗歌思想。